我国的宪法是至高无上的。它的地位比国会还来得崇高，而这部由英国和大马的专才所草拟好，在独立日推展出来的一本书面宪法，为了避免后人任意修改而失去原态，立下了严格的修改程序如下：

（一）一些条款的修改，须要获得国会上下议院各别至少三分之二大多数的支持，而且还须要统治者会议的同意；

（二）一些关系到东马利益的条款修改，须要获得国会上下议院各别至少三分之二大多数的支持，而且还须要有关东马州元首的同意；

（三）一些条款的修改，须要获得国会上下议院各别至少三分之二大多数的支持，并不须要国会以外的任何单位的同意；以及（四） 一些不很重要的条款，可以在国会的大多数支持下通过。

自1957年独立以来至2023年2月，我国的宪法总共经历了59次修改。最严重的修改发生于1960年，当时的联盟政府提呈了一项宪法（修改）法案，一举要修改33条及增加2条条款，还有要修改第二附件。

修改后宪法的第149条款，牵涉了有关颠覆以及危害公共秩序的立法。即使这立法将违背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产业与人身自由，以及不受非法扣留的自由，虽然这些自由原本已各别地明文列入宪法的第5、9、10及13条款。

在这次修宪的纵容之下，最大的一个浩劫乃1960年的内部安全法令的通过，因为在不需任何审讯之下，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政府可以剥夺任何一位公民的人身自由。虽然这恶法已在52年后被废除，但是却衍生了具同样杀伤力来取而代之的两项新法令，即2012年的安全犯罪（特别措施）法令，以及 2015年的防范恐布主义法令。

难怪有学者会评论说这种做法虽然并不违宪，但是它已截断了李特委员会（Reid Commission）所指的对一个可行民主国家成长的保障。

其实我国修改宪法条款的数目已超过700次之多，当然这也只能说明宪法在量方面的变化，人们必须要看到的是，在修宪后它在质方面的变化是否严重，是否有违背宪法的本初精神，或有越过确保人民的民主与自由底线。

如果宪法的修改是为了大多数人民利益，它应该是越多越好才对，因为宪法也必须改革以应付时代的需求。如果宪法的修改是为了统治精英利益的话，那么它应该是越少越好。毕竟它是在约束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不应受到欢迎。换句话说，质比量显得尤为重要。

发生在1960年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修改了宪法第122、125及138条款，它删除了司法与法律服务委员会，从而由它负责推荐所有司法职位的功能也随之被废除。这项修改，终于等到28年后才被派上用场，国阵政府成功弹劾联邦大法官敦亚峇斯而留下了骂名。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同时修改宪法的第145条款也埋下了另一个伏笔。它把总检察司职位的去留，虽然跟以往一样是交由首相去推荐和委任之外，却加上了一个先决条件，那即是必须获得国家元首的俯允。这种作法，可以说已经把这个手握提控或免控大权的职位，变成像个铁饭碗似的坚固， 而不是可以随时说换就换的。

我们也看到，必须向国会负责的总检察司，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间，也曾由国会议员担任，从而让政治家/立法者可以兼任司法职位，因此被指为裙带式的政治委任，这似乎已违背了三权分立的教义与宪法精神。

既然希盟、大马律师公会、净选盟和诸多团体皆对目前首相署委任总检察司的这项安排，及其去留的累赘程序历来都表示不满意，并认为国会本身必须对此司法要职负起重责，看来这应是一个寻求朝野共识以宪改宪法的大好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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