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头一望，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处处都有黑压压的外劳影子出现，这种现象显示外劳对我国的经济已越来越涉足深入、问题也就越来越重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初是园丘与工个工人短缺，造成政府要批准外劳来填满空缺，使生产不会受挫。后来就发展到家庭雇佣、商店店员与小贩助理等领域，外劳可谓是无孔不入！

官方数字显示，我国合法外劳的数字已从1990年的2500人或等于总劳工人数的4%，激增到2023年的约1万7000人，或等于总劳工人数的14%，这还不包括非法外劳。若不加以控制，此数字必有增加的趋势。

要准确估计马来西亚非法外籍工人的总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的身份具有隐秘性。然而，根据2019年一项研究，马来西亚的非法外籍工人数量在146万至460万之间。2017年，世界银行报告称，马来西亚外籍劳工中大约有40%为非法劳工即约120万人。在2023年，马来西亚移民局逮捕了2万7739名无证移民，显示当局持续的执法力度。以上数据表明，马来西亚的非法外籍工人人数相当庞大，可能达到数百万。然而，由于追踪无证人员的难度较大，精确和最新的统计数据仍难以获得。

有关大马移民局外劳丑闻中，最严重的一起涉及马泰边境的人口贩运活动。一些马来西亚移民局官员被指控与贩运团伙勾结，将移民拘留者交给泰国边境活动的贩运者。这些移民拘留者多是寻求更好生活机会的外籍劳工，他们被贩卖后遭受严重剥削，包括强迫劳动和虐待。此外，移民局内部的腐败问题长期存在，官员收受中介和走私者的贿赂，协助非法外劳入境。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法治，也使外籍劳工处于极度脆弱的地位，容易成为贩运和强迫劳动的受害者。

此类丑闻暴露了马来西亚移民系统的系统性问题，尤其是在外籍劳工的待遇和保护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全面改革，确保移民流程的公正性，并保护外籍劳工的权益。

其实外劳的兴起，跟本邦的低薪制与劳动密集型工业脱离不了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工人跑去邻国新加坡工作，以获得更高的薪水。以同样的一个理由，许多新加坡的工人则跑到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和美国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劳工市场效应。

根据海峡时报在2023年3月8日一项官方报导，目前有130万的马来西亚公民住在新加坡。除非我国政府能在工业与人力资源计划上大刀阔斧地改变现实，来吸引这批工人回国工作，要不然我们这里将继续聘用廉价外劳来代劳的情况，将不会有所改变。

我国的工业原本是进口替代型（Import Substitution），到了1971年，槟州政府在敦林苍祐医生领导下，才领先全国推出出口导向型（Export Oriented）工业化计划，并开始在峇六拜开辟自由贸易区（FTZ）吸引外资设立电子厂，来解决州内高达16.5%的严重失业问题。当时的工厂工人薪水平均是每人每月约2400令吉。因为外资享有免税跟其他福利，工人薪水又低，国阵州政府曾被当时的反对党行动党狠批为帮助外资剥削本地工人。

当时的电子厂女工也从乡村走了出来，进入工业和城市，为自己带来收入和自立的机会。而那些高三“毕业就是失业”的青年们，除了被吸收去当看车童（为市政局路边泊车收费），晚上也被鼓励去上电子厂的工业训练班。再加上本地乃自1916年开始被英国殖民化的海峡殖民地，这些离校生的一般英语水平也不错，因此曾为槟州自由贸易区解决了工人来源的问题。

其实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这句英文缩写词，是敦林苍祐医生首次推介出来的，时至今日，已成为一个通用的国际经济术语。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副总理也曾到访观摩学习槟州发展机构和工业区。然而在日后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远超槟州，令人刮目相看。

毕竟在工业化方面我国已经走过一段路程，但是我们绝对不可停滞不前或安于现状。2008年大选之前的槟州国阵政府，也曾设立一个工业转型的行政议员职。那届大选民政党军师们推出了一个《再转变》竞选口号，无非就是基于要求槟州的工业与社会的再转型，却被行动党巧妙地“骑劫”为“再转变，投火箭”顺口溜，民政党也因全军覆没而痛失治理槟州29年的江山。所谓一山还有一山高，当然这也只不过是竞选口号起了作用的问题，而国阵/民政的客观败因，则不属本篇讨论的范围内。

其实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成功与否，以及其人力资源的素质，皆有赖于一个良好与健全的工业大蓝图。当今政府所落实的是2022年的《新投资计划》，以及2023年由我国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所推介的《2030年新工业整体规划》。2025年伊始，投资、工业与贸工副部长刘镇东，刚以英文出版了一本新书叫《第二次起飞–马来西亚经济复甦的政策》，是一本有助大家进一步了解和探讨当前我国人力资源与新工业转型发展的好书，值得关心者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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