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武灿

举个例子，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脱贫，跟它致力打造一个小康社会的计划是息息相关的。马来西亚在这方面有需要向中国多多学习，尽管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前者走的是具有它自己色彩的社会主义路线，后者则属世俗的资本主义模式，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它可行的优点去落实我们自己的目标。

马来西亚的中产阶层不大，社会中间的60%人口收入还不够资格缴交所得税。如此看来，唯有增加工人阶层的收入，即是将大部分的工人晋升为中产阶层，才有希望使社会脱贫。目前我国的最低薪法定为每月1700令吉，离理想上每月薪金4000令吉才能被归纳为中层人士的目标还很远。其实增加薪水并不一定会使雇主吃亏，只要能够提高生产率或生产价值以使利润提升。在这方面，不管是在宏观或微观上，政府就必须要有一个全面与可行的政策。

大马统计数字部门显示，9995万受薪人士的每月收入少过2424令吉。该部门亦有记录说在2023 年有37.3%的人，比起2019 年即冠病爆发前的34.8% 的人，被归纳为就业不足或半失业(underemployed) 领域者，显然已有增加，例如大学毕业生当起电召车司机，或称为高教育却从事低收入的工作，这情况其实并不乐观。根据世界银行的2023年2月的一项称为《马来西亚经济指标》调查，本邦最贫穷人口(收入每月在2000令吉以下者) 的20%将面对不够饭吃的问题。而根据 2018年盖尔普世界调查，大马人口中的 23% 负担不起买房子住。

其实单靠官方的施舍或封建时代式的“开仓济贫”解决不了我国的贫穷问题。这种作法最多是属于一种民粹主义的产物，除了帮政客捞取选票以外，充其量它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俗话说，送你一条鱼不如教你如何自己去捕鱼来得有用。政府须启动机制以促进工人薪水的提升，以及提供充足的可负担房屋予工人家庭，毕竟连吃饭都会有问题的人们，要去购买昂贵的住所简直是画饼充饥，或说是天方夜谭。当然也有许多人的收入的一大部分要拿去纳房贷与车贷。政府也应该考虑多建一些先租后买的单位予低收入家庭，以他们每月付出的租金当作累积下来的买屋钱，或称一箭双雕，一举两得。

纵观当今团结政府所贯彻的，除了 2022 年国会解散前所通过的《新投资政策》以外，还有2023 年由首相安华所推介的《2030 年新工业整体规划》。后者与旧的工业整体规划所不同的是在于它并不把工业个别来看待，而是注重工业与工业之间的接链，以及各领域所外溢或扩散出来的，以促使工业能继我国的第一次工业繁荣时期(80、90年代)，能够再激起第二大波。它也非常倚重于塑造一个绿色环境或无铅排化量的社会。

当然，小康社会的要求也不只局限于人民收入的提高，政府有责任去全面提升公共交通的水准，才不致造成工人必须每月再扣除一部分薪水去缴纳汽车或摩托车的分期付款跟其他有关开销。在减少车辆在马路上行走的情况下，不只马路也不必越建越多、越建越复杂，而且也会使交通更加地顺畅与安全。

政府也有必要不断提高公众医疗服务的水准，例如动手术须排长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或一整年，一些等到手术日期时病人却已走了。“不能等就去找私人医生吧！”这已经成为政府医院推御责任的一个口头禅。需知道绝大多数的人口以他们每月低于4000令吉的收入，不可能“去外面”解决他们面对的医疗问题的。

水电费、排污水费、地税与门牌税皆属政府所管辖范围，它们不可以说涨就涨，没考虑到大部分收入低微的工人群的应付能力，尤其是在这百物涨价的通膨情况下。在这方面工商大企业有必要承担起比较大的社会责任，政府万万不应动不动就向广大的平民老百姓开刀，才能达致真正要改革社会的目标。

所幸的是，本邦已设立一个相对可靠与健全的公积金制度，为人民的退休制造了一个相对的安全网。我们也有设立一个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让在职工人面对工伤事件发生时，在特定的条件下还能够提供一定的保障。去年法国政府延长退休年龄以延发退休金，人民群起上街反对酿成暴乱，此事记忆犹新。日本的许多老人过了退休年龄还不得不出来工作以养活自己，情何以堪！要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有赖于官方良好政策的拟定与落实以及作不时的认真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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