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年开始，我国将最低薪资从1500令吉上调至1700令吉，并要求雇主为外劳缴纳公积金，这项政策的落实无疑对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经营成本造成不少的压力。

提高最低薪资和增加外劳福利的举措，出发点是好的，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亟需改善，外劳作为社会中重要的劳动力群体，也理应享有更平等的保障。

然而站在企业的角度，这样的政策意味着额外的用人成本，尤其是建筑、制造、服务等依赖大量外劳的行业将受到较大冲击，对于那些规模小、利润低的中小企业而言，薪资上涨直接挤压本已微薄的利润空间，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财务压力，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

成本的上升往往迫使企业做出不同的应对措施，一些企业可能将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通过提高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来缓解压力，而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也随之增加。

此外，为应对人力成本增加，企业可能采取削减员工福利、裁员，甚至减少新员工招聘的措施，以尽量控制用人成本。

与此同时，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加剧背景下，这一政策的实施也可能带来区域性的挑战，尤其是近年来，越南、印尼等国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大量外资，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选择地。

倘若我国的用人成本不断提高，部分外资企业或许会考虑将生产线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

在这环境下，如何在提升劳工福利和保持经济竞争力之间找到平衡，便成为一个需要迫切探讨的问题，尤其是政府在推行最低薪资提升和公积金缴纳新政时，应当充分考虑这些潜在的连锁反应。

首先，政府可以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短期的财政支持，以减轻政策实施初期带来的成本压力，尤其是在制造、建筑等外劳比例较高的行业，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渡过过渡期。

此外，政府也可以加大对企业的技术转型支持，帮助企业提升生产效率，以此缓解人工成本增加带来的压力。最低薪资及外劳公积金新政的实施虽然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收入和保障，但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确实会带来一定的压力，甚至影响到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

因此政府需要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兼顾企业的实际运营能力，避免政策带来的成本压力对就业、通胀和经济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

我们深信通过有效的过渡措施和多方支持，政府可以引导企业逐步适应新政，从而在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中迈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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