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华才
我国微中小型在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洗礼后，很多企业才要重新从重创中站立起来。但是我察觉一个问题，一些业者人士对于本身的运营模式，还是保持传统手法来经营，这对要与新时代接轨有一定的阻力。
无论是墨守成规的老行业或者是积极想冲出马来西亚的新兴企业，系统化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种常见模式。选择保留传统式的微型企业，除了面对流动基金的限制，市场和人力也是阻碍他们拓展业务的关键因素。这就是我一直都认为，政府在引领微型企业面向更大的市场和舞台上，扮演非常重要的领头羊角色。
如何带领国内这些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对地方上发展和就业机会举足轻重的企业走出框框，企业老板首先必须要有改变的思维。除非是相关企业的老板安于现状，不想突破，那就另当别论，若想突围、改变，则必须要从流程开始着手。
企业发展跟政治拓展的原理，实际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很多时候业界老板或政党领袖因为在这个行业久了，就会有盲点，认为已经是完美的“最佳实践”流程就继续援用。这些流程的制定是源自于公司或者政党领导的思维和想法来固定化，打造和执行认为最适合公司的管理方式。
公司的决策通常由领导人做出，凭借自己的思维模式进行决策和管理，其他人只是遵守和执行命令。把领导者的“管理思维”系统化，好处是在领导者离任后可以继续成长，但是能不能壮大就要看市场的演变和领导层顺应变化的能力。
在这个快速变化且复杂不断增加的时代里，中小型企业既存在机会，也面临新挑战。主要还是回归公司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若能将优良传统和新的管理方式传承下去，与时俱进，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适应新时代新特点，企业发展只要不走偏，基本上不会面对太大的问题。
可是疫情带来的影响是长远性的，国家经济会放缓就是因为受到国家因素影响。全球都还在从疫情中努力扎根，微中小型的困境和问题，需要政府的关注。尤其是过去两年来，企业面对经济艰难的挑战，业者自然寄望政府在新的一年里，可以制定更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
诚如上期提到，撇开微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普遍面对的问题以融资为主，再来就是人力资源短缺、最低薪金制、电费调涨30%和电子发票的执行，这些都导致成本增加，给业者带来压力。
中小型企业指的不仅是跟机械和科技相关的领域，其中包括食品加工业，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柴油津贴带来的冲击，也包括其他针对性津贴如食油、本地农民稻米等问题。
预计在全新的2025年，业界人士必须面对的另一项新挑战就是政府建议推行的最低薪金制，目前每月薪金规定在1500令吉。如果说国民面对生活压力，企业老板则面对运营成本增加的挑战。
调高最低薪金制在所难的，一次性大幅提高最低薪资将对企业造成压力，尤其是中小企业。希望调整过程能够如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所说的，让业者循序渐进，避免对企业造成过大冲击。在这情况下，业者就可以根据公司的业绩表现和盈利，依据经济能力分阶段调整。
所以，这就是我为何认为改变是有必要的，未有改变才是生存之道，改变的幅度就根据新事态所带来的影响做出相对的调适。重要的是，业者应该被赋予更宽松的决定权，在不偏离政府规定下，根据不同州属或企业规模设定不同的最低薪金标准。
一些经济能力较弱的地区或企业，政府可以鼓励业者跟员工一起探讨，在维持企业运营与员工福利之间找到平衡，帮助企业缓解成本压力，保持竞争力。希望政府不要一条指令就限定全部领域必须跟随，给予业者更大的调试度，可能会营造业者、员工和政府税收的“三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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