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法律管理制度，更是社会秩序和文化保护的重要保障。文化保护包括对一个国家，族群，或地区独特的语言、传统、宗教、历史遗产等方面的保护。在法治的框架下，文化保护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具体而言，法治与文化保护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1. 法律框架下的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法律的支持，法治国家通常会在各级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文化遗产不受侵害。例如，针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法等，这些法律为文化保护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2. 司法保障与文化权利：在文化保护领域，法治还体现为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文化保护中的争端，如文化遗产所有权纠纷、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法治确保了文化权利的公平与正义。

3. 法治下的多元文化共存：一个法治国家应当尊重和保护所有群体的文化权利，确保各民族、各文化的平等共存。这就要求在立法和执法中一般上不能偏袒任何一种文化，而是要公平地对待各类文化传统。这个环节也跟人杈有所关连。

4. 法治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文化的传承不仅依赖于家庭，学校，社区与社团，它同时还需要法律的支持。教育法、语言保护法等在传承文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确保下一代能够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地方政府作为官方的策划机构，憑它们对建筑物和发展规划的控制，向来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0年，婆罗洲的京那巴鲁湾，2008年槟城的乔治市与马六甲的古城区，也成功地成功申遗，被联合国人文与科学组织列为受保护的古迹区域，这对文化遗产的传承方面提供了法治的效应。

通过1972年的古董与艺术珍品法令，联邦政府在保护文化瑰丽宝或物质遗产方面，也基本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如下:

(一)管制古董与艺术珍品的出口;

(二)避免走私或欺诈式处理古董与艺术珍品;

(三)为了在公众场所保护古董及艺术珍品及其他有关事项提供强制收购；以及，

(四)古董的出售必须获得准证。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拥有一个能圆融各民族文化的国家宪法。宪法第八章第一节注明，人人在法律之前平等以及获得法律的保护，但是第二节却言明“除非”是宪法明显授权，不只是基于宗教，种族，血统，或出生地的原因在法律上，或在公共机构职位或僱用的委任上，或在有关拥有，持有或放弃产业，或在进行任何贸易，商业，专业，职位或专业的法律执行上歧视公民。这一句“除非”却又敞开了一扇大门，或说是在原则上作了个妥协，而这妥协有时候却会是震撼性或历史性的。”

因此，在七十年代修改后的宪法第153章下，它也在这“除非”的情况下，合法地在服务，准证等为马来人和沙巴与砂拉越的土著提供了固打的保留制度。这包括了获得公共服务职位，准证的发给，以及大专教育机会与獎学金的特权。在153章第三节下，国家元首可以据此向任何委员会发出指示，而有关委员会或机构则必须遵守。第十节则注明在任何统治者的州宪法可以与国家宪法的注明作出相应(或作修改)的提供。

宪法第152条款注明，国家语言必须是马来语，而它的脚本可以通过国会立法提供，惟：(A)没有人可以被禁止或阻止(除了在官方用途外)使用或教导或学习其他语言；以及，(B)此章并没具有歧视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在保留和维持联邦內其他社群语言的使用和学习的权利。

宪法第11条款注明，每个人有权利去奉行和实践他的宗教，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宣扬它。没有人会被强迫去为并非是他自己宗教的目标缴税。每个宗教群组有权利去管理它的事务，去成立和维持宗教或慈善目标的机构，以及去拥有自己的产业和依法把持与处理。

总的来说，法治为文化(包括物质与非质)保护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其实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文化保护不应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法律的改革与法治的实施，以及独立与公正的司法，国家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和传承其独特的多元文化遗产和人文价值，促进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从而达致国家的团结，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