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马来西亚联邦体制逐渐演变，中央政府的权力在法律和行政层面上得到了显著的加强。这种权力集中的趋势是通过多次修宪和联邦法律的修订来实现的，宣称是为了确保联邦的统一性和国家的稳定性。

1. 修宪与中央集权：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宪法经历了多次修订。这些修订往往是为了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同时限制州政府的自主权。例如，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Malaysia Agreement 1963）后，东马地区（沙巴和砂拉越）的自主权在多次修订中被削弱。1969年513事件后，联邦政府通过了《紧急状态法令》，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方面的主导权。

2. 财政控制与资源分配：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和资源分配机制，加强了对州政府的控制。尽管州政府在某些领域（如土地和森林资源管理）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税收制度和发展基金的分配，实际控制了大部分的资源分配权力。这种财政依赖导致了州政府在许多政策决定上不得不依赖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批准。

3. 联邦法院的作用：联邦法院作为马来西亚最高的司法机关，在处理中央与州政府之间的法律纠纷时，往往倾向于支持中央政府的立场。这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法律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地削弱了州政府在联邦体制中的地位。

4. 国家发展政策与中央集权：为了推动国家的发展，联邦政府推行了多项全国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如新经济政策（NEP）。这些政策的实施需要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控制，因此进一步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发展。州政府在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通常处于次要地位，主要承担执行联邦政策的角色。

马来西亚联邦体制中的中央与州政府关系表现出明显的中央集权特征。尽管名义上联邦与州政府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但实际上，中央政府在国家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州政府的自主性受到诸多限制。这种格局不仅影响了州政府在地方事务上的决策权，也对联邦体制的整体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的十三个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所显现的是以一个以中央为中心的联邦体制，这种关系跟美国，加拿大，澳洲，与巴西的联邦版本是截然不同的。

回顾这六十七年来的发展，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越来越多原本在宪法第九附表里是属于州务的事项，已被转移到联邦政府手中。

其实联邦不必通过修改宪法去剥夺州政府的权力，在2018年后，当民联执政槟州政府时，国阵的旅游部长就以行政措施，单方面地取消了它与槟州政府的备忘录，解散了槟州旅游行动理事会，并把所有资源转交予一个由联邦成立的旅游理事会。虽然这事情在后来却有了转机，于2019年旅游部长捎来了好消息，各州政府可以保留联邦政府的旅游税收的五十巴仙。

不过联邦的胃口一路来都很大，许多由联邦政府成立的理事会，已被视为不够独立和太过偏向中央，诸如国家财政理事会，选举委员会，以及宪法委员会。而联邦的一些法令，也有碍于州的进步发展之嫌，辟如1972年的官方机密法令，它与雪州和槟州所通过的资讯自由制定法有所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宪法规定说联邦法律将占上风。另一个例子，1976年的地方政府法令，则不允许地方政府的选举，即使槟州议会已立法要举行两个地方政府的选举。即使上了法庭，结果又是遭受同样的命运。

还有，1971年的环境素质法令与2006年的水服务工业法令，也从州的手中接管了对环境和水的处理和控制，尽管这两个项原属州政府所管辖者。在水服务工业法令之下，成就了联邦政府私营化污水处理计划。

联邦政府也可以通过修宪，从州那边划出直接管辖的区域如吉隆坡和纳闽, 来达到它直接管理的目的, 而要命的是, 在这些联邦直辖区内已不再设有州选。这也跟1976年的地方政府法令的废除地方政府选举，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者，宪法第92(1) 也授权予国家元首颁布某个州的某个地段为“发展地段”，让国会批准发展计划，虽然州在同样的事物上已有类似的权力。

另一方面，宪法第150条允许联邦政府颁布紧急法令以动摇州的执政权，而在Steven Kalong Ningkan v. Government of Malaysia 1966一案中, 已证明了任何对这条法律的挑战将是无效的。

尽管如此，若执政中央与州政府是来自同一个阵线的话，政策的统一将确保团结多过对抗，资源的分钟享多过竞争，甚至可以在州的发展上会得到更多中央的资助从而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