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王义展

针对政府将全面审查及修订刑事法典第574条文，以应对网络霸凌行为一事，吴健南律师认为，国内现有的法律框架，已足以应付网络霸凌行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执法。

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拿督斯里阿莎丽娜日前指出，由4个部门组成的特工队，将全面审查及修订刑事法典第574条文，以应对网络霸凌行为，预计今年10月提呈国会。

吴健南接受《光华日报》访问时指出，国内有许多法律可以用来对付网络霸凌案件，例如刑事法典第503条文（恐吓），网络霸凌也能援引该条文。

“如果网络言论太过火，可援引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即若有人在网络平台发表不正确、威胁、下流或伤害到他人的不妥当言论，罪成可坐牢最高一年或罚款不超过5万令吉。”

他说，如果网络霸凌涉及破坏他人名誉，受害者也能援引民事案的诽谤法令索偿。

吴健南指出，网络霸凌的始作俑者，很多是匿名的，执法单位必须揪出这些躲在屏幕后面的不负责任人士，可是真正执法时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每次你要去鉴定网络言论来自哪里，谁做的？匿名者是谁？就会看到执法单位的双重标准。如果是涉及到王室成员和高官的案件，当局很快就能查出IP地址及采取行动；可是当平民、企业和小商家面对霸凌和网络诽谤而去报案和投诉时，当局很多时候都爱理不理，案件最终没有下文。”

他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立法，而是执法，导致网络霸凌越来越严重。

他举例说，被控网络霸凌女网红“爱莎”的印裔女网红，最终只被罚款100令吉，就证明是执法的问题，不是法律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严厉的法律可以援引，例如刑事法典、通讯与多媒体法等等，但是总检察署故意援引1955年轻微犯罪法令，从轻发落，太可恶了！”

网络霸凌定义抽象

另一方面，吴健南也指出，网络霸凌的定义太广，也很主观和抽象，如果任由执法单位根据自己的标准去定义网络霸凌，最终是否会变相成为压制言论自由的借口和缺口？

他说，是否每个网络霸凌的言论都是不实和虚假的？如果言论属实，但受害者心灵太脆弱，那又要如何解答？

“这些都是要考量的东西，我们不可为了解决网络霸凌问题，反而变成打压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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