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逻辑上看，是先有了法律、法理、法学之后，才有法治的。

法治强调以法治国，英文叫The Rule of Law，即因法而治（ruled by law）。有了法治后才会有法制（Legal System），因为一个制度的形成是须要一段时间的。原则上，法治脱离不了人权、正义和公民自由，人人皆必须遵守它，而非提交任何人去任意统治。

这个法有一种力量，它可以对违背它的人作处罚或对付，或说以法治之。它对世人也会提供一种警示、告诫、震慑、预防与报应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议会民主与法治虽然同出一辙，然而有时候它们却会起冲突的，这偶尔会反映在司法对立法的独立诠译立场上。

根据戴西在他于1885年出版的一本叫《宪法学习介绍》的书中提及，他自认法治一词非他所发明，而是源自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用的一句话：有法律好过给公民中的一位去统治……而即使是法律的监护人，也在服从法律。

戴西也指出：我们的意思是说，首先，没有人可以被处罚或者合法地被造成人身或物体的损失，除非是明显地违反了在土地上的平常法庭前在平常方式所建立的法律。这吻合了华人老祖宗的一句话：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戴西也认为在无人超越法律而是法律驾凌于一切的大前提下，司法的独立扮演了一个非常吃重，或说是制衡的角色。

若要追溯法治的传统，我们有必要去参阅1215年的大宪法（Magna Carta）：古老的人身保护法 （Habeas Corpus）以及英国的普通法法院在16及17世纪初对酷刑使用的拒绝。除此之外，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s），一个国会否决了英国王查礼士一世行使对外的军事行动的法令，也是一个凸显的法治效果。还有，马德猶贺尔爵士提案（Sir Matthew Hale’s Resolutions），一张1660年一位法官制定来指导他自己行为的准则，至今尚对司法人员有着道德约束力量，这也应是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实法则所强调的独立司法，正是要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公平与公开审讯的机会。司法对行政机构也能夠通过它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进行司法检讨。司法对立法机构亦可通过它对法令进行正确的诠释并赋予一定的执行力量。无论是刑法或民法，也都必须要通过司法的管道去达到正义，从而解决了政府与个人或个别法人，个人（法人）与个人（法人）之间的矛盾或纠纷。俗人规劝说不要把法律操纵在自己的手上，其实就蕴含着一层朴素的法治意识。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通过李特委员会（Leith Commission）的勘查和向各造咨询后所订立的一本联邦宪法，就完全体现了人民所要的一个世俗的法治体系，而非以神权或个人独裁来治国，不管那个人的地位多高。1963年北婆罗洲（沙巴）和砂拉越的加入，与马来亚联合邦共同成立一个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也加入，不过于1967年脱离；汶莱亦受邀加入，但它婉拒了）。也正是因为哥博委员会 （Cobbold Commission）在一番调查后，在报告书中确认，这两个区域的人民是在支持马来亚联合邦的宪法和法治政体之下才加入的。

在1969年发生了不幸的五一三事件过后，国家为了恢复和平与稳定所订立的5大原则之一，也就无非是要“遵循法治”，目的是要借以维持这个多元民族和宗教与民主社会政体的生存和操作，并解除紧急法令与恢复君主立宪和议会民主。可以肯定的是，民主与法治的意愿将会同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誓不两立和继续斗争下去，以确保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社会经济制度的壮大成长，以及在千秋万载的岁月里，吾国与吾民能夠与天地同呼吸，与日月共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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