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法院对医疗过失案做出标杆性裁决，大马私人医院协会（APHM）担忧恐引发更多防御性医疗行为，甚至增加病患医疗费用。

今年2月，联邦法院五司以4比1的大多数判决，裁定医院与麻醉师皆有对病患负上医疗疏失的责任，并将赔偿金调高至450万令吉。

马来西亚私人医院协会主席拿督古吉星却担心，联邦法院做出的裁决，恐造成更多的防御性医疗行为（Defensive Medicine） ，进而增加病患、保险公司和企业承担的整体医疗费用。

所谓“防御性医疗行为“，指的是医生为了避免法律责任或潜在医疗诉讼，而采取的过度或不必要的医疗行为，这些行为通常不是基于患者的最佳利益或医疗需要，而是为了降低医疗人员被指控疏忽或错误的风险。

古吉星表示，虽然私人医院完全同意对病患造成的医疗事故提供赔偿，但理应是合理的赔偿。

“私人医院关注的是赔偿金额是否存在不合理或被夸大，以及原告是否能够获得法庭裁决的全额赔偿。”

“考虑到不显著增加医疗费的情况下，应对不幸病患给予合理赔偿。”

古吉星周四（6日）是在为第30届大马私人医院协会国际医疗会议和展览会致欢迎词时，呼吁司法界在对医疗过失案件中判罚“现实赔偿”（realistic  compensation）。

他也以新加坡法庭在处理医疗过失案件时，采取“积极调解”的做法为例，呼吁卫生部在与相关国家法律政策利益相关方协商后，考虑将“积极调解”作为其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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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0日，一名萧姓病患接受扁桃体切除手术、腭硬化和鼻窦内窥镜手术，手术近二周后手术部位出血，病患在某私人医院急诊室进行治疗。

当时，耳鼻喉科医生建议病患，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伤口清创，手术开始前病患在手术室外的气闸区开始大量吐血，耳鼻喉科医生、麻醉师被迫对他进行紧急复苏，而后才进行原定的手术。

紧急复苏过程中，由于麻醉师在给病患进行全身麻醉后没有及时插管，而导致其严重缺氧性脑损伤，永久性精神和身体残疾。

随后，病患通过妻子起诉耳鼻喉科医生、麻醉师和该私人医院。

高庭裁定，麻醉师犯下医疗疏失需赔偿病患190万令吉，而耳鼻喉科医生和医院无需负责，尽管上诉庭维持高庭的判决，却把赔偿金额调高至330万令吉。

病患担心，麻醉师没有能力做出全额赔偿，于是上诉至联邦法院，要求检讨医院责任。

最终，联邦法院五司以4比1的大多数判决，接受了病患的论点，裁定医院必须同麻醉师一起对病患负上医疗疏失的责任，赔偿金额也被上调至450万令吉。

去年7月，吉隆坡高庭裁定，一名4岁女童在政府医院出生时遭遇严重并且不可逆转的脑部损伤，判处政府必须就医疗过失，赔偿女童和母亲超过800万令吉。

承审司法专员罗兹玛娃表示，两名起诉人可获得20万9000令吉特殊损害赔偿、孩子和母亲分别获得50万令吉和11万4000令吉的一般损害赔偿。

“两名起诉人都获总计35万令吉的加重赔偿。至于未来的一般损害赔偿，孩子获得40年总计695万令吉赔偿。”

她说，法庭发现有关赔偿数额合理，因为平均来说，女孩每年的护理开销为17万4000令吉。

她也谕令答辩方必须支付21万5000令吉堂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