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在建国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李特委员会（Reid Commission）在草擬我国宪法时，不忘设下为统治者及统治者会议提供所应扮演的角色， 特别是有关制衡政府行政方面。

在宪法第122 B条款下，有关委任联邦法院大法官、上诉庭主席、两个高庭（东西马）大法官，以及所有联邦法院、上诉庭以及高庭的法官，都必须咨询（consult）统治者会议后方可委任。

在An Oral Application by Dato’Seri Anwar Ibrahim to Disqualify a Judge of the Court of Appeal，2000一案中，上诉者指出他曾以副首相身分代表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出席统治者会议有关莫达锡汀被委任为上诉庭法官。该会议並不同意首相给予莫氏委任的劝告，因此他申请使莫氏丧失在上诉庭作为聆听一员的资格，这是基于避免产生偏袒的可能性。

此案的主審法官即上诉庭主席拉敏认为，宪法第 122 B（1）条款清楚指出，最高元首必须在首相的劝告下行动，而最高元首必须在委任之前先咨询统治者会议。他说“咨询”是有牵连到劝告、观点和意见，但是他认为所谓“咨询”不意味着“同意”（consent），而宪法是分别在用着这两个字眼的。因此，最高元首並不一定要接受或同意陛下向统治者会议所“咨询”的劝告、观点和意见。

拉敏又说，宪法第40（1A）条款指出，最高元首必须听取首相的劝告。因此，他认为在宪法第 122 B（1）范围内，当首相劝告说某人被委为法官，如果统治者会议不同意，保留意见或不管有没有理由的延迟给予劝告，在法律上，首相是可以坚持这项委任的进行的。

有学者认为，因为当时上诉庭所听审的主题是法官是否应失去资格，因此法官拉敏氏在判词里的这段话是顺口提及的（obiter dicta），不应当作判列/法律原则（ratio residendi）来遵循或看待（not binding）。

在实际的操作程序里，是首相以政府行政首长来推举这些重要的司法要职的。除了统治者会议以外，他通常还会咨询其他方面的意见，诸如联邦法院院长、上诉庭主席，或者两个高庭的大法官。

在这之后，首相才呈上他所推荐的法官人选名单予统治者会议，然后后者才将它的意见回复予首相，最后才由首相去向最高元首作劝告以委任之。因此，统治者会议的意见是给首相去作考量后，才由他去向最高元首作劝告的。这里显示出首相的这份“劝告”，是要走了这么一个圈子才产生，因此可以说是颇具份量的。

在修改后的宪法第40（1A）条款下，最高元首务必按首相所提呈，经过统治者会议的考量和提供看法后的司法高职人选名单。如果某些有问题的人选被统治者会议提出来，相信首相也不会罔顾它而去要求最高元首照单全收的，否则它将失去走一趟“咨询”程序的意义，或说有损宪法精神。

至于最高元首是否每一样东西都要听取首相的劝告，答案是否定的。这要看是宪法里哪一条有关“劝告”的条款，绝对不能以偏概全，因为它並非是千篇一律的。

君主立宪制有君主的参与是正常的现象，因为跟一般的议会民主有所不同的，是它多了一个统治者和统治者会议的机制。若善于运用，的确是可以制衡行政机构的偏差或疏忽的地方，因为统治者的地位超然，它超乎政党政治和既得利益，是可以不偏不倚地去执行它法定的职责，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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