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武灿

在我国的本初宪法里，国会两议院所通过的法案，都需要获取最高元首赐予御批（Royal Assent），才可在宪報上公布产生法律效果的日期。这是西敏寺议会民主的特徵，也正吻合了英国所设的李特宪法草擬委员会（Reid Commission）要求。

在英国，最后一次的御批被婉拒发生在1696年，当时英王威廉三世，拒绝为一项有关国会议员资格的法案作御批。但是，今天的英王将不会否决任何立法，除非是在部长们的劝告之下。这是一个没以书面写下的定律，或称政治习俗（political convention）。

在我国，于1983年敦马哈迪医生首次任相时，他曾动议修改国家宪法，旨在促使在国会或州议会通过的法案，在呈交给最高元首或苏丹的15天内若不获御批或陛批的话，它将自动成为法律。

当时统治者会议认为，这项决定已影响到统治者的基本权利，因为基于宪法第38（4）条款，统治者会议的同意在事先必须被获得，因此拒绝赐予御批。

为了避免一场宪制危机，双方终于达成谅解，並在新的一项法案中指出，最高元首必须在30天内给予御批，或者将法案（非财务法案而已）退还国会，並附上一份陛下反对的理由，而国会将会加以考虑。之后，假如国会再次通过有关法案，它将会再被呈交予最高元首以获取御批。在这第二轮上，陛下必须在30天内赐于御批。

因此，在双方妥协的情况下，此事才告一段落，政府也就收回了类似原本须要州议会依样画葫芦来削弱州统治者权利的条款，即收回修改宪法第八附件1A。政府也收回原本要修改宪法第150条款以增加国会（不只是最高元首）也必须满意是有紧急状态的产生，才能颁布紧急状态法令。

但是，这看来似乎原已圆满解决的棘手问题，却在1993年死灰复燃。国会又提呈一项宪改，以尝试剥夺统治者的权利，即他们不可扣押对法案的御批发给，以及要对最高元首和统治者，在联邦与州宪法之下审慎权利（right of discretion）的约束。

当时，统治者以宪法第38（4）条款为由，即在国会未通过法案之前，必须事先征求得统治者会议的同意，因为国会並没照做而拒绝御批，因此宪制则又出现了僵局。

其实1993年的宪改是完成了1983年那10年来，联邦政府尚未完成的夙愿，即最高元首必须在一项国会法案呈交予陛下的时候赐下御批，否则它将成为法律。尤有进者，一个专为统治者所成立的特别法庭也被成立起来，一改历来统治者皆享有不受法律束缚的豁免权，並让他们的同行来听审和判决有关系到他们的民事与刑事案件。

类似的修改也发生在宪法第8附件上，以要求州统治者必须在收到州议会法案的30天内加以批准，否则它也将成为法律。

与此同时，宪法也增加了第40（1A）条款，即在宪法内执行陛下的职责时，最高元首必须接受政府的劝告，以及在考虑后将动告付诸行动。这改变了陛下似乎可以考虑但不必听取政府劝告的前科。

类似的宪改也发生于宪法第8附件上，增添了一个新的第1A条，即州统治者在执行州宪法上的职责时，也必须接受州政府的劝告，以及在考虑后将它付诸行动，没有其他的选择。

可是在10年后即1994年，国会第三度的针对御批修宪，一条新的第66（4A）条款，只允许最高元首和州的苏丹30天内给予御批，过后即使没有御批，法案也将自动生效为法律。

显然的，修宪后统治者会议在宪法下的影响力已今非昔比，大不如前。这引起了一些学者们在质疑它是否已乖离了李特宪法委员会的原意，即在君主立宪体制里，统治者会议可充当对联邦府行政制衡的一个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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