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邦对州政府关系这一环，最有效的一种攻势，无非是通过财政的控制，或称银弹政策，此所谓金钱就是力量！

联邦政府的收入来源深且广，它们包括直接的税收如个人和公司的所得税、买卖地产的税收，间接的税收来自国际贸易、生产与消费等。

州政府的收入来源比较有限，诸如石油产品的入口税、森林业、土地与矿物的收入、娱乐税和一些执照费等。

在国家宪法第109条下，联邦可以对州政府做出两种主要的拨款，它们为按人头补助拨款和州路拨款。前者以州内人口，在第一个10万人每人72元计，下一个50万人每人10元20仙计，再下一个50万人每人10元80仙计，其余的以每人11元40仙计。另一方面，州路拨款将以该州上个财政年每里州路的平均维修费计。

举例说，在2013年，虽然槟州为联邦贡献了57亿元的税收，联邦只拨出162.7万元（不包括人头补助拨款）予槟州。它只占槟州为联邦营造出总收入的2.85%而已。

当联邦和州政府还是来自同一个阵线时，州的付出和联邦的回馈已经是有天渊之别的了，一旦这两个层次的政府来自不同阵线，其后果可更是不堪设想。

在2008年的大选后，国阵的联邦政府对5个民联州政府采取了变相的经济控制，它把对这几州即雪、槟、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发展拨款，移交予州内由联邦所控制的机构去使用。

另一个例子是，由于国阵于2008年输掉吉兰丹州政权，所以国阵的联邦政府不肯对回教党的吉兰丹州政府，拨出5%的陆地上和离岸石油收入拨款，迫使后者须基于双方所签署的一项1975年吉兰丹石油合约，于2010年入禀法庭向前者追讨。

但是这事情在2018大选后却有了转机，执政联邦的希盟政府向吉兰丹州政府伸出橄榄枝，决定在吉兰丹州政府撤销它9年前的追讨诉状后，恢复落实联邦对吉兰丹州的那5%石油收入拨款的承诺。该州政府则于2019年撤销诉状而获得解决。

2022年大选后，虽然希盟执政的联邦政府和国盟执政的吉兰丹州政府来自对立阵线，但是没有迹象显示这个旧课题会再被挑起而死灰复燃。基于希盟标榜着去中央化和加强州自主权的竞选宣言，它会否放下政治包袱去协助吉兰丹州脱困和脱贫，将是一项重大的考验。

吉兰丹州政府的常年预算，于2019年也只不过是区区的714万元而已，它和半岛的其他州属一样，连贷款也没享有自主权。在Government of Malaysia v.Government of the State of Kelantan，1968 一案的判例中，它确认了州政府不可以筹集贷款，除非是向联邦政府或它所批准的机构这么做。

由此可见，在我国的联邦系统中，权力中心是设计偏向于联邦政府那边，而对州政府而言，除非联邦点头，否则往往会显得被绑手绑脚，或力不从心。总结一句，合作式的联邦主义总比竞争式的联邦主义来得对双方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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