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报人郑文辉年过八旬，仍不断出书。
文/林佩碧 摄影/ 庄耿闻 转载自《新明日报》
资深报人郑文辉年过八旬，仍勤于笔耕，出书不断，可见他骨子里那股对写作的热忱，从未改变。
去年底，他出版最新著作《我》，讲述自己从一个在麻坡出生的淳朴小男孩，到20岁成为记者、再到担任《新明日报》副总编辑，经历过日治苦难、新马合并、种族暴动到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书里的不同记忆片段，反映的是一个大时代的背景，说的虽然是“我”，但其实也是很多“我们”的故事。
“我为什么要写《我》？”
郑文辉（84岁）在《我》的开篇第一个句子，先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原来，他在去年初看到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在一次访问中，谈到配合今年《联合早报》创报100年，将开展一项记录华文报业的口述历史项目，由40多名在任报人及前报人对多名老报人进行口述历史访问，深度分享关于新加坡华文报业的发展历史，因为这不仅关乎华文报业的发展，也与世界的形势、新加坡的社会息息相关。
从事新闻工作40多年的郑文辉，为此项目“燃起了回忆的火花”，也有感于这方面的宝贵资料这些年已流失不少，觉得自己有义务“从我出生在战乱的时代到后来投入报林的际遇、时代社会的演化，报人的生涯等的事迹，向下一代人叙述留痕。”
就是如此直接简单的一个原因，促成出版的契机，对“写书像吃饭”的郑文辉来说，仅花数月时间，便完成了这本厚达377页的《我》。
必须是“杂家”
1939年，郑文辉在麻坡的玉射（Grisek）出生，祖籍永春。他出生不久便经历了日军占领新马的血腥时期，接着是英国人为对付马共而颁布紧急法令，加上五十年代新马掀起的反殖民统治动乱，还有新马人民欢呼“Merdeka”的历史时刻……那些多风多雨的年代，他都一一经历。
中学是他人生的转捩点，因为是《中国学生周报》（后改为《学生周报》）通讯员的缘故，他认识了友联出版社的负责人陈思明。
1959年离校后，他在陈思明的推荐下进入《虎报》，被派驻马六甲；两年多后再进入《马来亚通报》当编辑和撰稿员。1964年，他来到新加坡，出任《民报》总编辑；1967年《新明日报》创刊，被金庸聘为新闻编辑，后擢升为副总编辑，一做就是35年，直到2001年12月31日退休。
然而，郑文辉的报人生涯并未就此结束。退休后，他还受邀担任过槟城《光华日报》、古晋《国际时报》、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商报》和棉兰《讯报》的编务顾问。期间，他在家也继续涂涂写写，并参加永春会馆的活动，协助会馆出版特辑和会讯等，一刻也没闲下来。
谈到报人应有的特质，他说：“做我们这行，不必是专家，但必须是杂家，什么东西都要懂一点，也有兴趣去多认识一点，写起新闻来才好读。”
创作方面，他自60年代起陆续出版了约20本著作，包括《新加坡选择了李光耀：选区篇／亲友篇》、《麻河风萧萧》、《笑傲报林》》、《新加坡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华文报业史》、《新加坡的私会党》、《马六甲古今谈》和《马来西亚史话》等。
郑文辉的多本著作，可从百胜楼（书城）新华书店购买或订购。
惊人记忆力
郑文辉的文字产量之所以如此惊人，一来因为他曾任职于新马多家报馆，在采访线上穿梭，接触的人从贩夫走卒到达官贵人皆有，题材信手拈来；二来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在没有笔录的情况下，大小事情都能自动在脑海中存档，比如小时候接触过的“真空教”、阿嫲送灶君、新村人放血治病的习俗等。
他也在《我》中分享了70年代，金庸常来新加坡视察《新明》期间，总爱架起双腿在办公桌边缘，一边抽烟，一边思索他的小说或社论的情景。有一次，年轻的郑文辉鼓起勇气问大侠为何老把双脚搁在桌缘，金庸笑说：“这样血液可以倒流避免生痔疮。”
至今，郑文辉还收藏了金庸以社长名义写的“办一张成功的报纸”，刊登在1971年元旦日的《新明日报》的剪报。可以这么说，任何与本地华文报业有关的大小事，他都储存在“记忆宝库”。
与新明的缘份
对郑文辉来说，在他退休前35年,《新明》就是第二个家。他在1988年的21周年纪念特刊里曾写下一段感言：“21年来我把青春都卖给了它，因此，新明是我的第二生命……”
回忆《新明》创刊初期，郑文辉表示，两大张八大版，只卖一角钱，比当时的一杯咖啡乌还便宜，一推出立刻轰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社与报坛。加上其内容轻松、报道文字简洁浅白易懂，封面版打破传统框框，不以国际新闻为主，而是以当天重要或轻松新闻为主，因此深受小市民的喜爱。
当时的《新明》副刊的风格独特，除了独家刊登金庸的武侠小说外，还有其他的言情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多个专栏由本地和香港作者执笔，有港式的作风。娱乐版方面也经常有独家消息、港台艺人动态，这些在当时都是一项突破。
在《新明》多年，令郑文辉印象深刻的新闻事件多不胜数，如1986年的新世界塌楼惨案、1991年的SQ117劫机案和1997年的胜安空难等。不过，最匪夷所思的还是1973年在林厝港一带，一台掠空而过的战机飞行时，扫过搭建在户外的木板厕所，结果导致一名正在如厕的男子受伤不治的意外。
他说：“做一个新闻从业员，什么事情都可能遇到，‘男子在厕所被飞机撞死’有照片为证，这等罕见奇闻，立刻成为当时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题材。”
太太离开后…
郑文辉的太太是本地作家蓝玉（原名李玉琼），上个月13日逝世，享年83岁。
两人于1968年结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女儿各自组织家庭后共添了四名外孙。蓝玉曾任《新明日报》和《联合早报》副刊编辑，主编文艺版《文风》《城市文学》。退休后，两人也曾携手经营蓝点图书书店与出版社。
郑文辉透露，蓝玉患有糖尿病，5年前开始洗肾，尽管如此，疫情前还很活跃，两人时常出去吃东西，见见朋友。“不过疫情后待在家里很少出门，她就慢慢静下来了，后来发现她患有失智症。去年底开始，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
“岁月总是安然地走过人间的春夏秋冬”，郑文辉坦言如今他也不去想太多，每天早餐面包鸡蛋、咖啡、报纸三样不能少，接着会出门走走；傍晚时分，女儿和外孙都会回家吃饭。为了保持头脑敏锐，他表示将继续涂涂写写，把脑海里记忆片段记录下来，继续寻找“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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